癌癥是大家都懼怕的一種疾病，可是已經有比較多的人出現這樣的疾病問題，大家應該做好哪些預防呢？隨著中國癌癥發(fā)病形勢的嚴峻，通過體檢提前發(fā)現癌癥成為老百姓關注的熱點。為此，對一位專注于防癌體檢的醫(yī)生進行了專訪。這位醫(yī)生13年前放棄了加拿大“綠卡”和優(yōu)越的工作環(huán)境，回國后從腫瘤外科轉行為臨床腫瘤預防專業(yè)醫(yī)生。
受訪人徐志堅：國家癌癥中心、中國醫(yī)學科學院腫瘤醫(yī)院防癌體檢中心副主任，率先在國內提出“防癌體檢”。近10年來，分別主持、參與國家及省部級腫瘤預防篩查等相關課題20余項，發(fā)表包括SCI在內各類醫(yī)學雜志文章30余篇，主編論著2部，副主編3部，參編5部。
采訪人洪韻
“采訪人：我很好奇，回國之后您不做讓人羨慕的腫瘤外科醫(yī)生了，而是轉行腫瘤預防，這是為什么？”
徐志堅：是這樣的。目前我們國家的癌癥5年生存率只有30%多一點兒，而發(fā)達國家的癌癥5年生存率已經達到70%左右，出現這種差距的原因就在于我國大部分癌癥患者在就診時已經處于中晚期。國外的癌癥發(fā)病率，尤其是西方富裕國家的癌癥發(fā)病率，其實是高于中國的，但是其癌癥5年生存率比我們高，也就是說死亡率比我們低。究其原因，除了治療手段的多樣性和治療技術提高的因素外，還有對腫瘤致病因素的控制，比如提倡在全社會范圍內對煙草控制以及提倡積極的生活方式，包括調整飲食結構、鍛煉、控制體重、減少慢性感染等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了腫瘤篩查早診工作。比如加拿大，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末期就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開展適齡婦女篩查，使得宮頸癌導致的死亡率逐漸降低。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經濟比較發(fā)達的國家也逐漸開展了一些常見癌癥篩查，比如乳腺癌、大腸癌、肺癌、胃癌等，都取得滿意結果。所以“篩查適合篩查的癌癥”，早發(fā)現早治療，不得癌癥，得了癌癥存活時間更長，比單純做腫瘤手術醫(yī)生，更讓人有成就感。
我們國家的人群癌癥篩查起步較晚，加上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參差不齊，我們還沒有建立系統的、規(guī)范化的常見癌癥篩查體系，導致我國癌癥早期發(fā)現工作跟不上癌癥高發(fā)的現實狀況，所以在全社會范圍內大力推行癌癥篩查工作尤顯重要，發(fā)現早期癌癥的意義遠遠大于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治療方法帶來的效果。
“采訪人：您認為什么樣的人群需要做防癌體檢？”
徐志堅：防癌體檢是指在健康人群中發(fā)現早期或沒有癥狀的癌癥病人。防癌體檢可以在腫瘤出現臨床癥狀前，或者在腫瘤發(fā)生浸潤前，借助于各種檢查手段發(fā)現早期腫瘤或可以切除的腫瘤。即使目前身體中不存在腫瘤 ，防癌體檢也可以通過一系列檢查發(fā)現癌前病變或危險因素，通過早期干預和適宜的治療，阻止腫瘤的發(fā)生發(fā)展，使患者得到較好的預后。防癌體檢適宜人群，關鍵在年齡，超過50歲的人群，是一個癌癥高發(fā)的獨立危險因素。除此之外，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吸煙、久坐、缺乏鍛煉、飲食單一、慢性感染、家族史、有害的職業(yè)環(huán)境等都是腫瘤高發(fā)的危險因素，具有上述危險因素的人或人群都應當是防癌體檢的參與者。
“采訪人：當一個人檢出癌癥后，其配偶和子女也需要做同樣的檢查嗎？”
徐志堅：絕大部分腫瘤都是散發(fā)的。若家族中單一親屬患癌，不必驚慌。若出現父母雙方或更多的有血緣關系的人患癌，就應該引起注意。我們10年的跟蹤隨訪資料證實，父母雙方均患癌的子女，其患癌的幾率的確增大，而且較父母患癌的年齡提前6至10年。所以，單一親屬患癌的人，可按照一般風險人群進行癌癥篩查，兩個或多個親屬患癌的，需要按照高危人群的篩查原則去進行篩查。至于夫妻一方檢出癌癥后，由于其共同的生活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需要引起注意，找相關的專業(yè)醫(yī)生對其危險因素進行分析和評估。
“采訪人：現在特小的孩子都有患癌的，這應當怎樣篩查呢？”
徐志堅：癌癥是一種生活方式性疾病，40歲以上患癌的人占整個患病構成比85%以上。受諸多條件的限制，癌癥篩查不能覆蓋所有的癌種，更不能覆蓋所有年齡段的人群，只能根據高發(fā)癌種和高發(fā)年齡段的人進行篩查，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的數據提示，我國兒童的患癌人數在50萬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圍產期的致癌因素、遺傳因素、生活環(huán)境等很多方面，如何在兒童期進行癌癥的預防和篩查將是醫(yī)療衛(wèi)生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但對于20歲以上的成年人來說，對常見癌癥的預防和篩查，可以遵循相應的篩查指南。
“采訪人：癌癥篩查選擇的檢查設備，是不是越高級越好？”
徐志堅：不可否認的是，癌癥篩查對設備精密度的要求越來越高，但不是越貴的設備或所謂越高端的手段就越好。每個癌種都有相對應的手段或設備，衡量一個設備或方法或手段是否適用于篩查的唯一金標準，是這些設備或方法或手段是否可以降低篩查人群的死亡率。對于不同癌癥，比如體表或淺表器官腫瘤，一般查體手段也是必要的。不同角度的查體，可以提供篩查結果更多的判斷依據，并且多個手段聯合可以提高癌癥篩查的敏感度。
“采訪人：腫瘤標志物是體檢中的重要項目，做癌篩要很看重腫瘤標志物嗎？”
徐志堅：防癌體檢不僅是發(fā)現早期癌，也需要發(fā)現體內既有的沒有癥狀的腫瘤。腫瘤標志物在癌癥早期診斷中的意義，有兩種認識，一種是過度依賴腫瘤標志物檢查，認為腫瘤標志物很有用，可以代替胃鏡、腸鏡等侵入性檢查，所以在一般體檢項目的基礎上加上腫瘤標志物檢查就可以實現癌癥的早期診斷。另一種觀點則是否定腫瘤標志物在惡性腫瘤早期診斷中的意義，認為外周血腫瘤標志物檢查除了AFP和PSA對于肝癌和前列腺癌診斷有意義以外，對于其他惡性腫瘤的診斷沒有意義。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目前，常用的腫瘤標志物檢查對于早期癌診斷的敏感性是較低的，但在體檢過程中，發(fā)現腫瘤標志物升高的人員，部分人經過進一步檢查發(fā)現為惡性腫瘤患者，部分人為良性疾病的患者，還有部分人是惡性腫瘤亞臨床期和早期患者，屬于癌癥極高危人群，應該進行進一步檢查，定期復查和隨訪，這樣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能夠實現對這部分人群的早期診斷。
“采訪人：據稱日本防癌體檢已編織起一個以毫米、微米為單位的“網”，可以發(fā)現和排查全部已知300多種早初期癌癥，最小可以發(fā)現5毫米以下的癌癥，您怎么看待這個“網”？”
徐志堅：這是廣告噱頭。首先，沒有300多種癌癥，人體器官是可數的，這里所說的300余種肯定是把不同癌種的病理類型都算上了，比如甲狀腺癌可以分為4種病理類型，肺癌可以分為腺癌、鱗癌、小細胞、大細胞等等病理類型，淋巴瘤有幾十種亞型，即使這樣，也沒有300多種。另外，癌癥篩查第一步只能對不同形態(tài)和大小的腫瘤進行物理判別，沒法進行病理判別，病理判別是篩查之后的第二步甚至是第三步的工作，可以同時進行，也可以分步完成，大多數情況下是分步完成的。第二，毫米、微米“網”這樣的表述對人們是有誤導的，上述所指的“網”大概是指使用不同的篩查手段，但是目前的科技手段，可以到1毫米，但絕沒有達到所謂微米級的精準篩查。
“采訪人：癌癥篩查貴不貴？老百姓對癌癥體檢是否存在誤區(qū)？”
徐志堅：國內在癌癥早篩方面的水平就像腫瘤治療的水平一樣參差不齊。但是在我國大型三甲醫(yī)院，尤其是大型腫瘤?？漆t(yī)院，癌癥篩查水平早已經接近甚至與國際水平平齊。對于有條件的人來說，我不反對到國外篩查，但是，絕沒有必要神化國外的癌癥篩查。國內大型醫(yī)療機構的篩查技術水平已經不次于發(fā)達國家醫(yī)療機構，可能只是在服務意識和體驗式醫(yī)療理念等方面存在一些差距。
“采訪人：目前國內癌癥早篩水平在國際上是何種狀態(tài)？有條件的話，可否做全球旅游癌篩？”
徐志堅：在醫(yī)科院腫瘤醫(yī)院，防癌體檢收費都是參照北京市發(fā)改委制定的北京市醫(yī)療項目收費價格標準的，沒有自行收費情況。防癌體檢的實施科室由防癌體檢中心、診斷科、病理科(細胞學室)、腔鏡科、檢驗科等科室聯合完成，項目不同，價格也不一樣。關于醫(yī)療服務項目收費或檢查項目收的費用，基本上是根據研發(fā)和服務成本、公平性以及可及性等原則制定的。
老百姓在防癌體檢方面確實有誤區(qū)。第一，認為防癌體檢一定能把所有的癌都篩查出來，其實防癌體檢項目涉及的癌種常為常見癌種，且需采用目前世界范圍內被證實的敏感檢查手段，而其他發(fā)病率較低或常規(guī)檢查方法不能明確診斷的腫瘤如早期胰腺癌等則不在防癌體檢的范疇之內；第二，認為防癌體檢價格很貴，實際上防癌體檢的敏感手段多種多樣，價格不一，國家在檢查項目定價時充分考慮了公立醫(yī)院的公益性和醫(yī)療的公平性，以及醫(yī)療服務的可及性等問題，很多檢查的價格還下降了很多，比如我們熟知的用于肺癌篩查的低劑量螺旋CT，從480余元，降到了184元；第三，認為防癌體檢不能漏診或誤診，其實由于大多數惡性腫瘤早期沒有癥狀，不同類型的腫瘤也具有不同的生物學和影像學表現，雖然用于各癌種篩檢的設備與檢測指標的敏感度、特異度越來越高，使用的檢查手段也越來越豐富，但即使這樣，仍然會有假陰性和假陽性、誤診和漏診等情況的發(fā)生；第四，認為防癌體檢是完全沒有傷害的，確實在防癌體檢過程中，像抽血、X線影像學檢查、組織刮片檢查、腔鏡檢查等，一般都不存在對身體的實質性傷害，但是CT檢查還是有輻射的，不過這種檢查劑量是在人體的可耐受范圍之內的，如果擔心參加篩查可能導致傷害，可以和?？漆t(yī)生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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